近日，國家版權局在京召開座談會，通報了“劍網2018”專項行動工作成果，專項行動期間，查處網絡侵權盜版案件544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劍網2018”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重點打擊如微博、微信公眾號、頭條號等自媒體的侵權現(xiàn)象。如今，自媒體遍地開花，其潛在的侵權風險不容忽視。

 

       自媒體侵權大多可以歸為著作權侵權和名譽權侵權兩類。通過對著作權侵權類案件整理分析，這類案件的成因往往是多方面的?；ヂ?lián)網并非法外之地，對于互聯(lián)網的行為和生態(tài)的規(guī)制是司法職能之一，盡管存在復雜的侵權樣態(tài)，但是從行為模式上分析法律后果，仍可以發(fā)現(xiàn)其中的絲絲脈絡，筆者將從主體、行為、救濟等方面進行分析。

 

       以下，筆者將從具體案例著手，對自媒體著作權侵權問題進行分析。

 

       三起糾紛話侵權

 

       第一起案例是林志穎微博發(fā)布PS圖片侵權案。該案中，林志穎將某解放軍戰(zhàn)士形象的圖片中的主要人物面部PS成自己的圖片發(fā)布到個人微博上，后被著作權人發(fā)現(xiàn)并訴至法院。法院認為，該圖片將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面部進行PS，使作品失去原有的英雄氣概，已侵犯作者的身份權利，故判決林志穎侵權。實踐中，PS圖片的行為在互聯(lián)網上非常常見，很多人并不認為此類行為侵權，但實際上很多案件之所以未引起糾紛，多為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力。

 

       第二起案例是“智合新媒體發(fā)布律師文章侵權案”。智合新媒體是一家運營法律類的微信公眾號，其將文章《如何使用律師》的作者識別錯誤，誤以為獲得作者授權而擅自發(fā)布，并署名錯誤，被原告熊某中發(fā)現(xiàn)后將其訴至法院。法院審理后認為，將他人作品置于向公眾開放的平臺，系信息網絡傳播行為，在此過程中，該公眾號未盡到審查義務，致使侵犯作者權利，同時將未為作者署名，構成侵權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

 

       第三起案例是黃某起訴阿里巴巴（中國）有限公司（下稱阿里公司）的侵權糾紛。因阿里公司在微博中未經許可發(fā)布了一張無署名且去掉了原作者黃某水印的圖片，被起訴至法院。法院審理后認為，阿里公司未經授權將原告黃某作品使用在微博運營活動中，且未署名，已構成對原告署名權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犯。

 

       上述三個案例較為典型地反映了當下自媒體領域，從個人到大型商業(yè)集團，從文字到圖片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侵權風險。在使用自媒體進行宣傳的過程中，大量的信息實際上是存在權利人的，如未經許可使用，就會為今后糾紛埋下伏筆。

 

       保護意識待提高

 

       在筆者看來，自媒體之所以侵權高發(fā)，一方面是用戶和平臺關系錯綜復雜；另一方面在于權利人與侵權者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。

 

       從法律上來說，用戶分為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組織。用戶發(fā)布信息的行為是否商業(yè)行為，需結合個案認定，但是否屬于商業(yè)行為與案件侵權事實認定的關系不大，很多人對用戶責任存在誤解，認為個人用戶的使用行為不屬于商業(yè)使用，不構成侵權，這種認識是錯誤的。用戶在平臺發(fā)布信息，多數(shù)情況下由其自行承擔責任。平臺可以根據(jù)“避風港原則”免于承擔賠償，但也存在注意義務，即當侵權行為特別明顯，平臺不可能不注意到的情形下，平臺應當對擴大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。

 

       與此同時，侵權者對于版權保護的漠視和對權利人的不尊重非常嚴重。侵權者不僅不檢討自身過錯，反而指責權利人未事先通知、沒有聲明禁止傳播，或責備權利人高額索賠，甚至稱自己的使用反而提高了權利人的影響力。

 

       那么，平臺與用戶的關系該如何認定呢？

 

       平臺對于其部分功能，允許用戶用戶進行二次開發(fā)，從而形成相對獨立的應用，例如對插件、小程序等開源或者開放端口的釋放，就能對全網數(shù)以萬計的信息進行抓取。鑒于自媒體快速傳播的特點，很多信息在第一時間發(fā)布后就能廣泛傳播，這種鏈式傳播的速度可能是權利人希望看到的，但也會加大侵權風險。

 

       平臺在提供服務過程中，對于信息的推薦和編輯往往能引起自身責任，但在移動互聯(lián)網的環(huán)境中這種現(xiàn)象較為少見，因為根據(jù)爬蟲搜索規(guī)則，通常能夠及時定位作品源，所以相對來說平臺的行為較為安全。但用戶對于熱門信息則往往不加以取舍地復制粘貼，侵權現(xiàn)象的逐漸增多。

 

       復制轉載有風險

 

       在對“自媒體”行為方式的認定中，主要存在三種行為方式：編輯行為、引用行為和轉發(fā)、轉載行為。

 

       一般而言，對圖文類信息的復制、轉發(fā)等均可以視作編輯行為，相對應的權利包括復制權、信息網絡傳播權等。實踐中，復制行為較為普遍，比如，企業(yè)為了宣傳，往往會對圖文類信息進行下載、編輯后上傳；而引用和轉發(fā)的情形較少。

 

       引用行為多是對原作者發(fā)表作品的鏈接進行指引，這種行為實際上是一種鏈接行為。按照著作權法規(guī)定，為了介紹說明某一情況，少量使用他人作品內容的行為屬合理使用行為。從引用者的角度來看，互聯(lián)網技術的發(fā)展，可能會在引用過程中存在一定的信息展現(xiàn)，但是這種展現(xiàn)一般不影響作者的權利實現(xiàn)，如需進一步閱讀，可以點擊鏈接后跳轉至作者的原作品處瀏覽。因此，實踐中這種案件相對較少。

 

       轉發(fā)和轉載并非法定概念，作者允許他人轉發(fā)轉載，實際上是對自己權利的一種處置，但是這種行為僅僅是一種事實，并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約束力。由于轉發(fā)、轉載的范圍、時間并未做出約定，所以他人在使用時，只能單純地從道德上約束作者，如果作者追究使用者的責任，使用者可能仍需面對侵權風險。不過，有觀點認為，作者既然公開承諾允許他人轉載和轉發(fā)，那么應當視為其放棄部分權利，不應再追究使用者的責任，如果他日作者發(fā)生了轉變，應當公示或通知使用者停止使用，否則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處分作品。這種觀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是目前法律缺乏這種制度性安排，對于作者聲明允許的行為究竟如何定性，實踐中仍存在困難。

 

       救濟方式較復雜

 

       在法院審理的案件中，大多存在侵權賠償數(shù)額難確定、身份權利救濟復雜化等特點。

 

       一般來說，圖文類作品通過正規(guī)渠道購買價格較低，如果按照原告正常出售圖片的價格作為賠償標準，可能少于原告支出的費用。法院一般會按照法定賠償來酌定賠償數(shù)額，但即便如此，原被告各自的訴求仍是很難滿足的。原告期望更高的賠償數(shù)額，被告則希望能夠按照最低數(shù)額賠償，甚至于希望按照正常渠道購買的價格來和解。但無論如何，侵權者對于侵權賠償數(shù)額預期過低，導致對版權不夠重視，進一步加大侵權范圍，也給調解帶來難度，浪費大量的司法資源。

 

       在身份權利救濟的問題上，他人侵犯權利人身份權利時，應當承擔道歉、消除影響的責任，但部分權利人以此作為要挾手段，對大型企業(yè)提出高額賠償要求已成為一種常態(tài)。筆者認為，身份權利的救濟應當符合著作權法制訂的初衷，即彌補給權利人造成的精神損害，而非成為一種工具化的手段。對于身份權利的救濟應當遵循合法、合理兩個原則，即救濟的方式法定，救濟的程度與侵權行為相適應，過高或過低的救濟手段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，在實踐中對于互聯(lián)網侵權后的賠禮道歉或消除影響，可以選擇多種方式，機械地將其理解為一定時間或者空間的做法存在偏差。

 

       協(xié)議代管需注意

 

       平臺服務商和用戶之間的糾葛也不僅局限于一紙用戶協(xié)議，有些平臺為了擴大影響力，會提供一定的服務，例如給用戶推薦信息、給用戶推薦熱門圖文或者允許第三方來專門針對某項功能進行外包。

 

       關于平臺的用戶協(xié)議的效力的問題，一般而言，自媒體平臺存在幾種授權條款：第一，作者同意平臺對作品享有著作權；第二，作者允許平臺使用其發(fā)表在平臺的作品；第三，作者允許他人在平臺上使用作品；第四，作者同意作品歸平臺和作者共同共有。這些協(xié)議往往都是線上條款，雖然用戶在注冊時已經同意了相關條款，但按照法律規(guī)定，其效力處于待定的狀態(tài)。因為現(xiàn)實中存在很多情形，例如注冊人可能不是權利人，其不能代表作者放棄權利。

 

       在委托他人代管的效力問題上，部分企業(yè)在經營過程中，委托他人管理自媒體，若出現(xiàn)侵權，法律責任要歸于委托人或者使用者來承擔責任。從合同方面來看，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關于侵權責任的約定，僅對合同雙方具有約束力，對權利人并無約束，權利人可以選擇起訴其中之一或將二者作為共同被告，至于最終責任承擔的問題需受托人和委托人內部解決。

 

       自媒體誕生以來，就出現(xiàn)了形形色色的糾紛。從根源上來看，侵權行為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疏忽大意，都會給權利人造成影響。隨著技術進步，還可能會出現(xiàn)更多的傳播形態(tài)，但是追本溯源，權利人對于作品控制，是權利人的行使權利的自主意識，他人必須尊重權利人的意思，誤解或者曲解將會造成更大的矛盾。實際上，通過事后有效的救濟也能合理地平衡權利和傳播之間的失衡狀態(tài)。